作者｜劉怡

中東事務資深觀察者

8月25日，以色列軍方先后兩次襲擊了加沙地帶南部的納賽爾醫(yī)院，共造成包括路透社、美聯(lián)社、半島電視臺等媒體5名記者在內的至少20人死亡，引發(fā)國際社會強烈譴責。哈馬斯發(fā)表聲明說，以色列襲擊醫(yī)院的解釋是“試圖通過編造一個虛假的理由來為罪行辯護”，“僅僅是為了逃避對這場徹頭徹尾的大屠殺的法律和道德責任”。

而就在前不久，8月10日晚，以色列軍方對加沙一座醫(yī)院門外的帳篷發(fā)動襲擊，導致6名記者遇難。據稱，自2023年10月巴以沖突升級以來，加沙已有超247名記者遇害，國際組織指責以色列是“蓄意暗殺”，借以系統(tǒng)性壓制新聞媒體對加沙的報道。

和那些無聲無息地消失在加沙地帶的記者同行相比，8月10日遇襲身亡的半島電視臺記者阿納斯·謝里夫（Anas al-Sharif）有三點不同：他是2024年普利策獎突發(fā)新聞攝影獎得主，在業(yè)界小有名氣。他在社交網絡上擁有數十萬關注者，光在X平臺就有50萬人，是加沙地帶與外部世界溝通的信息樞紐。還有，他事先知道，自己的生命正在進入倒計時。

8月9日晚上，謝里夫打電話給一位身在卡塔爾的好友：自己有強烈的預感，“以色列人準備殺死他”。8月8日一早，內塔尼亞胡內閣宣布重啟對加沙地帶的軍事進攻。一天后，謝里夫的手機接到一個匿名電話，電話那頭的人用阿拉伯語直白地警告他：“收聲吧，阿納斯?！痹趹?zhàn)區(qū)，這樣的警告通常就是危險來臨的信號。

謝里夫不打算離開，但他也有恐懼和不安——他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妻子、父母和孩子同樣身在加沙城的包圍圈內。好友盡可能安慰他，隔著手機跟他一起念起了禱告詞。謝里夫的聲音稍微穩(wěn)定了下來，他說自己還有工作要處理。隨后的幾個小時里，來自加沙城的現場畫面和信息繼續(xù)從他的X賬戶發(fā)出。

但，一切也定格在了這里。8月10日深夜11點30分，一枚以色列導彈精準命中卡塔爾半島電視臺設在加沙城希法醫(yī)院大門口的臨時辦公室，炸毀了整個帳篷。謝里夫和他的五名同事以及一個侄子無一幸免。侄子是大學新聞系學生，正在謝里夫的團隊里實習。

半島電視臺譴責這是一次“有預謀的暗殺”，而在以色列國防軍的描述里，他們僅僅是清除了一個“冒充記者的哈馬斯火箭彈小組”。

以色列軍方甚至不吝表達自己的“寬忍”——他們已經向加沙城所剩無幾的新聞工作者發(fā)出了疏散警告，或許就是9日白天的那通電話，但被謝里夫拒絕了。這似乎本身就是“哈馬斯同謀者”甚至“哈馬斯成員”的標志：哪有“正常人”會冒險留在空襲之下的加沙城呢？

以方甚至展示了所謂“證據”：哈馬斯在官方聲明中，稱呼謝里夫為“烈士”，希法醫(yī)院則被描述為哈馬斯“地下掩體和指揮機構”所在地。這是一次“合理”的反恐行動。

報道真實的加沙，究竟有多困難？

我與謝里夫并無交往，但在過去十年的中東現場采訪中，我曾不止一次結識與他類似的同行：在北敘利亞，在伊拉克，在巴勒斯坦……他們的年齡、性別、國籍各不相同，但有著許多共同點：本地人，受過高等教育，會至少一門外語，以“協(xié)調人”或者兼職撰稿人這樣的曖昧身份為國際媒體工作。

在傳統(tǒng)媒體的影響力日益下降、保險成本卻與日俱增的2025年，是這些本地背景的“非正規(guī)”記者，協(xié)助甚至代替那些大報、大刊的外籍全職員工，在沖突第一線承擔搜集第一手信息、聯(lián)絡采訪對象、拍攝實地畫面這樣的高風險任務。如果不是殉職，他們的名字只會出現在報道末端或者新聞畫面的最下方，對外界而言只是一串長長的字母。

然而，謝里夫依然有他的特別之處。在不到29年的短暫人生中，他從未離開過加沙地帶365平方公里的土地。1996年，他出生在加沙地帶北部的賈巴利亞難民營。當時整個加沙的管理權，被以色列交還給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還不滿兩年。等到20多年后，謝里夫從阿克薩大學傳播學專業(yè)畢業(yè)時，加沙地帶的統(tǒng)治者已經是哈馬斯，并且處于以色列的全面封鎖之下。

2023年10月新一輪加沙戰(zhàn)事爆發(fā)后，謝里夫同時為半島電視臺、路透社以及其他國際媒體擔任攝像師，親歷了空襲、圍困乃至漫長的饑餓。在我打過交道的加沙本地記者中，90%的人存在類似的情況：他們無權合法地離開加沙地帶，因為以色列政府拒絕發(fā)放出境許可。

事實上，2019年我本人在以色列采訪時，曾被特拉維夫機場的入境官員“約談”了近三個小時。這位態(tài)度和善的官員指著我護照上的簽證記錄，認真地詢問道：一位“正?！庇浾撸瑸槭裁磿η巴鶖⒗麃?、伊拉克、黎巴嫩、阿富汗懷有異乎尋常的熱情？如果不是抱有“特定的政治目的”，這類采訪有何價值？

后來，我向以色列國防部下屬的民政總署，以及以色列政府媒體辦公室，提交了前往加沙地帶采訪的申請。我必須提前申報自己的身份信息、所屬的媒體背景、過往撰寫的稿件，報備自己在加沙的行程，等待漫長的審核和反饋。諷刺的是，同樣的材料還必須提交給哈馬斯的媒體部門——民政總署拒絕國際記者單獨進入加沙地帶，必須由哈馬斯派人充當對接者。

只有在取得兩個陣營的入境許可之后，我才有資格出現在加沙邊境的口岸檢查站，經過以色列士兵的安檢，再由對面的哈馬斯媒體負責人將我領走。

漫長的審核，最終持續(xù)了三個半月時間。當我最終收到以色列官方的許可文件時，人已經在北京了。成功進入加沙的歐美同行，則由哈馬斯陪同人員全程跟隨著，只能進入他們愿意帶看的采訪地。以色列政府并不在意這一切；他們只關心，記者在加沙地帶逗留的時間，是否超過了許可證批準的期限。一切確實都是井井有條、充滿秩序感的。但申請前往加沙地帶這個行為，本身已經被貼上了“不屬于正常記者”的標簽。

沒有親臨過巴勒斯坦現場的人，很難想象那里特殊的社會生態(tài)。地圖上那個涂成統(tǒng)一色塊的“巴勒斯坦國”，沒有領空和國界線。當你從約旦過境，踏上巴勒斯坦所屬的約旦河西岸土地時，撲面而來的是以色列國旗和以色列的入境口岸。

在相對“和平”的西岸土地上，密布著以色列投資修建、巴勒斯坦人無法使用的高速公路。走出拉姆安拉這樣的城市中心，鄉(xiāng)間小路上可能就有以色列巡邏隊的身影。而在封鎖更嚴密的加沙地帶，每年能拿到入境許可的外籍記者和國際人道主義組織工作人員，數量不會超過四位數。

來自加沙的一手消息，只能由那些無法離開的人來搜集、整理和傳出。

以色列 Or 哈馬斯：誰是加沙的罪人？

我曾向牛津大學中東研究中心主任尤金·羅根（Eugene Rogan）請教過哈馬斯的崛起過程。羅根告訴我，立足加沙本地的哈馬斯，之所以能在20世紀80年代末聲名鵲起，除去巴勒斯坦內部“海外派”與“本土派”的競爭外，和以色列政府的有意識引導也不無關聯(lián)。

實際上，哈馬斯在2006年贏得巴勒斯坦立法機構選舉，以及2007年以武力奪得加沙地帶控制權，與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形成分庭抗禮之勢，都有助于以色列的政治分化策略。以哈雙方的關系真正走向破裂，是從2008年一齊升級加沙周邊的軍事行動開始的。

無須否認，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的軍事、經濟和人員封鎖，已經持續(xù)了17年時間。但封鎖系統(tǒng)依然刻意留出了漏洞。2023年10月加沙戰(zhàn)爭爆發(fā)前，以色列政府允許聯(lián)合國以及全球人道主義組織，每天向加沙運輸600—700卡車的糧食、藥品和生活必需品。它們在埃及的3個過境口岸卸貨，但沒有許可證的外籍工人不允許進入，只能由哈馬斯和加沙本地的政治團體組織運輸、分發(fā)。

以色列政府甚至允許哈馬斯保有暢通的財政渠道——2018年，為了緩和中東局勢，經美國特朗普政府牽線，卡塔爾承諾每個月向哈馬斯提供巨額現金援助。這筆錢的數額，最初是每個月1500萬美元，后來進一步增加到3000萬美元。以色列政府對此完全知情，同意開綠燈。這使得哈馬斯收獲的直接財政援助，一度突破每年3億美元。更重要的是，哈馬斯治下的加沙，逐漸形成了一套扭曲但可以維持運轉的管理秩序。

在加沙地帶，15000公頃農田可以生產本地所需的40%小麥、果蔬、牲畜和魚類，哈馬斯是農場的主人，也不定期向農民提供補貼。哈馬斯及其關聯(lián)企業(yè)是本地大部分國際機構的房東，聯(lián)合國要在加沙地帶開展工作，必須向哈馬斯租賃房屋。

更重要的是，由于以色列限制外籍人員進入加沙，任何想要在加沙開展工作的援助機構，只能通過勞務公司雇用本地工作人員，而勞務公司可能也和哈馬斯有關聯(lián)。直接受雇于哈馬斯的加沙社會服務人員，總數超過10萬人，他們領取工資，相當于政府公務員。負責興建學校、建設醫(yī)院、分發(fā)救濟糧的聯(lián)合國近東工程事務處，在整個加沙有1萬多名雇員，其中外籍人員僅占不到5%，其余的都是本地人。國際援助機構在加沙地帶的運行，和哈馬斯的治理網絡根本不可能做有效區(qū)分。

于是，加沙地帶出現了一種奇特的社會生態(tài)：一方面，按照以色列政府的指控，哈馬斯會把15%—20%的國際援助物資直接抽走，發(fā)放給自己的武裝人員，或者轉售獲利；另一方面，普通人又確實從援助體系中獲利了。

你可能無法想象，2023年10月之前，加沙地帶的人均預期壽命接近74周歲，整體識字率高達98%。這兩項指標超過了一大半非洲國家。加沙地帶的人口總數，也從2007年時的不到150萬人，一路上升到2023年時的210萬人。盡管當地青年人口的失業(yè)率長期超過50%，對哈馬斯的不滿情緒也一直存在，但以色列的封鎖體系沒有提供任何替代哈馬斯的選項。在這一點上，以色列和哈馬斯才是某種隱秘的共謀者。

被殺害的記者，是“哈馬斯的人”？

在加沙工作的媒體人，處境也是如此。當謝里夫從阿克薩大學畢業(yè)，希望找到一份實習工作時，進入與哈馬斯有關的電視臺幾乎是僅有的選擇。當他成為半島電視臺和路透社的雇員，在戰(zhàn)爭第一線從事現場報道時，根本不可能不和哈馬斯打交道——沒有當地哈馬斯指揮官的默許，進入合適的采訪區(qū)域都會很難。

而在地面推進的以色列國防軍，除去少數本國記者外，同樣不允許國際媒體單獨進入。這就把裁斷權完全收歸到了以色列政府手中——理論上，他們可以指控任何媒體是“哈馬斯的人”。在一些時候，允許謝里夫和他的同事們繼續(xù)工作，可以當作以色列寬容大度的證據。但在必要時，把他們當作“武裝分子”清除掉也毫無難度。

從更大的范圍看，加沙記者之死，本身就是更大范圍內的人為饑荒的一個局部。是的，以色列政府明面上沒有阻止國際援助機構入場。它不是允許美國背景的GHF（“加沙人道主義基金會”）向難民提供救濟糧嗎？但軍事行動已經摧毀了加沙地帶95%的農田、85%的蔬菜大棚、94%的醫(yī)院、89%的學校、70%的建筑和2/3的公路，而GHF的發(fā)糧點只有4處。

饑民被集中到只占整個加沙面積20%的安全區(qū)里，他們必須步行至少20公里，再穿過發(fā)糧點外的鐵絲網和防御工事，才能接近沒有“哈馬斯的人”的營地。為了躲避返程途中的武裝盜匪，許多人在領到糧食之后，要花20多個小時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返回出發(fā)地。如果在途中被無人機判定為“存在安全風險”，就可能遭到以色列軍隊的襲擊。其中確實不存在哈馬斯，但它也把生命本身當成了籌碼。

最諷刺的是，無論是針對記者的襲擊，還是人為限制糧食供應的行為，對哈馬斯直接造成的影響都相當可疑。身在當地的記者加達告訴我，整個2024年，加沙地帶一直存在食品黑市。武裝人員保護著囤積居奇的商人，用50倍甚至200倍以上的價格，出售面粉、食用油、砂糖和新鮮蔬菜。一公斤面粉在黑市上的價格，折合200多元人民幣，西紅柿和茄子也差不多。雖然哈馬斯在戰(zhàn)爭中的確元氣大傷，但在加沙，掌握武器者依然控制著食品供應鏈。

英國饑荒問題專家亞歷克斯·德瓦爾（Alex de Waal）指出，從他在索馬里參與糧食援助的經驗看，戰(zhàn)亂地區(qū)的糧荒沒有最優(yōu)解；手里有槍的人，永遠是最晚餓死的。但只要外部在持續(xù)輸入食品，即使它們會被抽走一部分，饑餓狀況還是能獲得顯著緩解。因為那樣一來，武裝分子就不用和平民爭奪食物了，黑市商人的利潤空間也會下降。

不過，以色列政府不接受這個方案。為了打擊占加沙總人口不到5%的哈馬斯武裝人員，他們讓95%的平民先承受饑餓的后果。而平民在糧荒中付出的代價，會比武裝人員大得多。

更有甚者，哈馬斯剩余的領導層也試圖利用這場糧荒。加沙難民后裔、巴勒斯坦政治活動家阿爾哈提布告訴我，因為以色列政府把饑餓當成武器，加沙居民即使不喜歡哈馬斯，也不會歡迎入侵者。這就為哈馬斯抗拒和談，并利用國際輿論向以色列施壓創(chuàng)造了機會。

而阿納斯·謝里夫之死，也成為了這場戰(zhàn)爭的一部分。當他尚在人間時，并不被哈馬斯視為同路人。甚至，因為謝里夫對哈馬斯做出過某些批評言辭，受到過武裝人員的刁難。但當他在空襲中死去時，哈馬斯卻安然贈予他“烈士”的頭銜，將他的聲譽作為自己的政治資產。糧食可以是武器，輿論也可以是。而戰(zhàn)爭，仍在持續(xù)。

本文系鳳凰網評論部特約原創(chuàng)稿件，僅代表作者立場。

主編｜蕭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