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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时代需求

  1.1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概念与历史演进

  1.2当今世界面临严重的公共思想产品赤字

  1.3全球南方崛起与公共思想产品重塑

  第二章 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体系内涵

  2.1共同体：关于未来国际体系的思考与实践

  2.2现代化：实现国家发展繁荣的道路探索

  2.3共同价值：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理念遵循

  第三章 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理论特质与未来图景

  3.1科学：基于实践的普遍规律总结

  3.2开放：汲取全人类的优秀智慧

  3.3进步：持恒致远的与时俱进

  结 语

  编写说明与致谢

  序 言

  世界近代以来，从启蒙运动的理性光芒、联合国宪章的和平蓝图，到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绿色愿景，凝聚人类共同智慧、超越国界与文化边界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在构建国际秩序、推进全球治理、推动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正处于动荡变革期，地缘冲突频发，经济失衡加剧，数字鸿沟扩大，价值迷失与信仰危机日益深刻。在世界性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背后，是深刻的思想赤字。人类社会急需新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解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

  值此之际，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为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变革带来历史性机遇。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一员，中国基于对未来世界的思考、对自身实践的总结，形成了体系完备、内涵丰富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供给体系：在国际体系维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的科学体系，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果，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在国家发展维度，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道路借鉴；在价值观维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回应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终极思考。三个维度相辅相成、互为支撑，共同构筑了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完整体系。

  2025𻂑񀙑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体系赋予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与更加深远的世界意义。

  中国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源于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普遍规律的提炼，是对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吸收与升华，更是动态演进、持续创新的理论体系，具有科学、开放和进步的理论特质。伴随实践的深入推进，中国将秉持交流互鉴的开放姿态，与世界各国携手共进，持续激发思想产品的时代活力，不断完善拓展体系内涵，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加强劲的智慧力量。

  第一章 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时代需求

  近代以来，凝聚人类共同智慧、超越国界与文化边界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为构建国际秩序、推进全球治理、推动各国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急需新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回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值此之际，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为国际社会提供越来越多具有时代性和实践性的思想产品，并将为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重塑带来历史性机遇。

  一、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概念与历史演进

  全球公共思想产品是指在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中，具有普遍性、规范性和指导性的理念、规则和价值观，能够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构建国际秩序提供思想支撑和行动指引。全球公共思想产品是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如下核心特征：

  一是普适性，即超越特定国家或文化的局限，具备被广泛接受的潜力，能够回应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如和平安全、经济发展、人与自然及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等。

  二是公共性，即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或“公共产品”，其目标是为全球提供共享的规范、价值或解决方案，而非仅服务于某一国家、集团或组织的利益。

  三是规范性，即通过理念和倡议，塑造全球各类主体的行为准则、互动模式或治理框架，推动全球治理、国家治理或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进步。

  四是实践性，即不仅停留于理论层面，还需通过具体政策或合作机制在实践中落地，产生实际影响。

  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起源、发展与成型，是一个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紧密相连的复杂进程，它不仅是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的变迁，也体现了国际格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国际文化思潮的变迁。

  近代以来，各文明圈进一步突破地理阻隔，深化拓展彼此联结，人类历史逐渐向“全球历史”迈进，使得在广阔国际领域产生公共思想产品成为可能。18世纪，伏尔泰、莱布尼茨等思想家基于欧洲自身实践，汲取包括孔子在内的东方思想家的营养，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兴起。启蒙运动强调理性、科学与公共讨论，探讨自由、平等、良治等议题。这些思想不仅针对某一国家，也是试图为全人类提供普遍适用的理念。启蒙运动不仅形成了一批知识成果，还对欧洲乃至更大范围的世界历史产生了实践影响，奠定了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雏形。

  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生产开始向制度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国际贸易的日趋复杂化促使各国认识到，需有更加体系化的知识来应对跨国议题。这种知识体系不仅需要解释和指导现实，还要获得较多国家的认可和实践。在外交方面，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通过了《最后议定书》，不仅塑造了此后长达近百年的欧洲权力格局，还进一步确立了外交规则和国际会议机制，通过法律框架规范国家行为，以减少冲突、促进合作，这为现代国际法奠定了基础。在国际贸易方面，随着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英国等海上强国主导通过各类条约、组织等形式，建立推广了一套船舶登记、航线安全和贸易争端解决的规则。这些规则不仅是技术性规范，还承载了自由贸易思想，推动了全球贸易体系的形成与塑造。在民间层面，人道主义精神的传播推动了红十字运动发展，促�世�年代国际红十字会的成立，以及《日内瓦公约》等战争法基本规则的出现。

  进�世纪后，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生产受到世界大战与经济危机的催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原有国际秩序的脆弱性。在战争末期，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年提出“十四点原则”。这一原则部分成为战后巴黎和会的指导思想，并由此建立了国际联盟。虽然国际联盟的实践并不成功，但为此后建立全球性的国际组织积累了重要的经验与教训。�年全球性大萧条开始后，为应对危机，美国、苏联等主要经济体陆续出台具有自身特色的经济建设方案，其中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念、“五年计划”等经济建设经验等对众多国家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长远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生产与传播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在战后秩序塑造、全球问题治理以及去殖民化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国际关系领域，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确立了联合国的宗旨和机制规则，它不仅是一份正式的法律文件，更是推广全球和平、发展与合作理念的思想产品。在世界经济领域，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发展为世界贸易组织）陆续成立，成为提供国际经济公共产品的重要平台。在人权领域，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确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共识，推动各国在法律制度上重视人权保障，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反对殖民主义运动中，从万隆会议提出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到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都为亚非拉各殖民地国家谋求独立解放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路径指南，有力推动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进程。

  二、当今世界面临严重的公共思想产品赤字

  联合国成立至今已走�年历程。人类社会穿越冷战阴霾、走出两极对峙，但尚未迎来全面和平与共同繁荣。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有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体系已难以有效应对当前全球问题。在世界性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背后，是深刻的思想赤字。

  ——政治领域的国际国内双重困局。在国内层面，极端化的代议制民主日渐显露其弊端，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政治极化、族群冲突带来严重政治动荡。一些国家曾宣称自身政治模式和理念是世界“样板”，但其可信性如今已受到广泛质疑。在国际层面，个别国家在世界各地“输出民主”之举，不仅未能为当地带来稳定与繁荣，反而引发持续冲突动荡，造成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导致极端主义滋生蔓延。

  ——经济领域的全球失衡与复苏乏力。�世�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浪潮，对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阶段性推动作用，但其内在矛盾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与全球经济失衡，难以为世界经济提供长期稳定增长动能，并已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现象。要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就必须通过公正合理的战略安排和规则体制，增强经济全球化成果的共享性，解决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发展失衡问题，让经济全球化真正造福全人类。

  ——全球治理领域亟须重塑理念实践。在全球治理上，面对地缘冲突、气候变化、粮食危机、公共卫生威胁、数字安全等一系列全球性议题，现有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体系明显力不从心，难以有效应对新的世界挑战。以气候变化议题为例，个别大国“退群”，一些发达国家在责任分担、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上立场反复，导致实际应对效果大打折扣。面对此类复杂挑战，急需更具前瞻性、包容性和创新性的公共思想产品，重塑全球治理的理念与实践。

  ——文化领域的冲突对立与信仰危机。一些国家以文化霸权为工具，试图将自身价值观强加于他国，忽视别国文化的特性与价值，引发文化冲突与认同危机，激起广泛的反感和抵制情绪。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部分人群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愈发严重的信仰危机和“身份迷失”。虚假信息和文化偏见通过数字平台广泛传播，加剧了社会的碎片化和“原子化”，并给极端思想传播提供了空间。面对这一形势，新的文化公共思想产品必须能够回应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大命题，并促进文明互鉴与文明共生，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提供坚实基础。

  在上述背景下，近年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个别国家一味强调本国优先，迷信实力地位，信奉丛林法则，给包括思想产品在内的整个全球公共产品体系带来更加严重的冲击?！?#19990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人类向何处去？”面对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世界需要新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回应全人类面临的重大命题。

  三、全球南方崛起与公共思想产品重塑

  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全球公共思想产品若要产生深远影响，必须切中时代需求、引领时代潮流、具备实践支撑，以回应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紧迫关切。在此方面，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世纪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为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创新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在世界范围内，伴随全球南方国家崛起，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国际格局力量对比变化明显。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第一方阵，金砖国家最近一次扩员后，人口超过全球�%，以市场汇率换算的GDP占全球份额�%，对全球经济增长率贡献超�%，能源出口超过全�%。全球南方国家已经成为全球增长引擎。经济上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全球南方国家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影响力提升，在重塑全球力量对比的同时，也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注入新动力。

  在政治上，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倡导主权平等与包容协商，在国际平台和各类国际机制场合呼吁更多公平正义。在经济上，将发展议题置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通过开放合作推动全球经济权力结构的再平衡。在全球治理上，强调吸纳更多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治理进程，尊重各国权益诉求，打破大国垄断。在文化上，倡导超越文化霸权的共生理念，通过文明交流互鉴跨越文明障碍，摒弃文明冲突。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实践成就的持续积累，其价值理念及相应政策的国际影响力正在不断提升，为国际社会提供越来越多具有时代性和实践性的思想产品。

  源自南部非洲的“乌班图”思想，强调“我们在故我在”（I am because we are），倡导社区互助、共情和集体主义精神，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回应“人与社会”关系问题。通过众多国家的实践，这一思想不仅成功消除了国家内部的族群对立，还有效提升了国家的基层治理能力。

  在安第斯地区，发轫于当地居民古老文化的“地球母亲”（Pachamama）理念强调自然自身作为主体的权利，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注重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这一理念与现代生态环境保护理念高度契合，已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所接纳认同，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家已将这一理念写入法律。在近年来的气候变化讨论中，“地球母亲”理念发挥了重要的价值观基础作用。

  在南亚，基于自身殖民地时期的惨痛经历，印度提出了“自力更生”（Swadeshi）理念，强调经济独立和抵制殖民经济剥削，为印度独立运动以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并在南亚、东非多国得以进一步拓展实践。在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经济独立和可持续发展重任之际，这一理念将发挥更为重要的启示作用。

  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为重塑全球公共思想产品提供了机遇。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南方国家的丰富实践、多元文化和多样化发展模式，必将为世界贡献更多宝贵的思想产品。

  第二章 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体系内涵

  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一员，中国基于对未来世界的思考、对自身实践的总结，已经形成面向全球的公共思想产品供给体系：在国际体系维度，中国提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的思想产品体系，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并已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果；在国家发展维度，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道路借鉴；在价值观维度，中国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回应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终极思考。这三个维度相辅相成、互为支撑，构筑了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完整体系，形成了包含不同层次、融合众多领域的丰富内涵。

  一、共同体：关于未来国际体系的思考与实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原创性思想，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课题给出的中国答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和谐共生、合作共赢。这一理念源于对国家交往关系的合理性设计，源于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共同期盼，源于中国的大国责任和担当。这一理念旗帜鲜明地倡导“同球共济”的精神、开放包容的胸襟、合作共赢的愿景，推动国与国关系从和平共处迈向命运与共，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注入了强大动能。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年提出以来，已经发展成为思想宏阔、架构完备的公共思想产品体系，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合作路径。

  ——以“五个世界”为努力目标。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目标?！?#25345久和平”旨在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强调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普遍安全”就是要摈除“绝对安全”思维，实现安危与共，不能把一国的安全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而要将合作安全、共同安全作为解决问题的正道；“共同繁荣”致力于缩小全球发展差距，通过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开放包容”倡导美美与共，反对“文明优越”论调，让各国各民族尊重彼此差异、和而不同；“清洁美丽”则聚焦生态保护，倡导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这五个目标相互关联，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愿景。

  ——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实现路径。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中国积极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提供重要思想和理念指引。“共商”意味着各国在全球事务中平等参与决策，摒弃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通过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平台协商解决全球性问题；“共建”强调各国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结合各自优势，贡献资源与智慧，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共享”则致力于让全球治理的成果惠及所有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以推动全球资源公平分配。它不仅体现了中国对全球治理规则的尊重，也展现了中国推动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承诺。

  ——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新型国际关系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原则，其基础在于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国倡导大国要以人类前途命运为要，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担负更大责任，而不是依仗实力对地区和国际事务谋求垄断。正是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才能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找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

  ——以全球倡议为战略引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从不同角度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为人类发展进步提供更强推动力。全球发展倡议旨在加快落实联合�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最核心的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最重要的理念是倡导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最关键的举措在于坚持行动导向，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全球安全倡议旨在与国际社会共同弘扬联合国宪章精神，倡导以团结精神适应深刻调整的国际格局，以共赢思维应对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挑战，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全球文明倡议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倡导增进文明交流对话、在包容互鉴中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精神动力。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国际社会指引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的方向。

  ——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大领域，推进各国“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已经成为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为各国共同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针对当前备受关注的科技等领域全球议题，中国还提出多项代表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理念主张。“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以人为本、包容普惠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强调通过国际合作制定公平、透明的治理规则，以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伦理、安全和社会挑战?！?#20840球数据安全倡议”倡导通过国际合作建立数据安全规则体系，维护全球数字经济的安全与稳定，为各国提供合作共赢的数据领域发展选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机结合，将中国的前途命运同世界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超越了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这一理念不仅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复杂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面向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科学体系将进一步凝聚全球广泛共识，汇聚应对挑战的强大合力，为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贡献中国智慧。

  二、现代化：实现国家发展繁荣的道路探索

  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权利和必然选择，关键是找到符合各自国情、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发展道路。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由其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国情不同，现代化途径也会不同。

  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中国自身国情，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为全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改写了世界现代化范式，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超越，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繁荣进步提供了借鉴。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成就极为丰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习近平主席将其概括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结合自身国情，可以从中找到诸多契合普遍发展需求和规律的经验借鉴。

  ——后发国家实现内生发展。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并利用其先发优势主导塑造世界体系。在这一体系下，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面临诸多困难。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基于自身国情、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发展路径，而非简单照搬外部模式特别是西方模式。这种内生发展的理念主张各国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设计，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无需依赖单一外部路径模板，而是通过激发内生动力与和平利用外部资源相结合的方式，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这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重要的道路范例。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一些全球南方国家虽已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政治上的主权，但其经济体系和科技发展仍受制于外部力量，难以实现全面的自主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以独立自主为根本立足点，重视经济和科技领域的高水平自立自强，通过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和制度完善，摆脱对外部资源的过度依赖，维护国家发展的战略主动权。中国的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可以不走“依附道路”，也能够实现国家经济发展，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占据主动地位。这种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可以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摆脱外部经济制约的理论指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各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些国家由于在经济增长中忽视人民福祉，导致发展失衡、社会失稳，难以实现持续发展，甚至动摇国家发展与稳定的根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曾接近发达国家的门槛，却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长期陷于停滞状态，甚至严重倒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理念深刻体现了中国对现代化本质的理解，即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工具，更是实现人民幸福、促进社会公平的路径。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如何进一步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好就业、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等民生问题，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致力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社会阶层差距。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不仅提升了人民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获得感，也通过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维护了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和谐发展，从而增强国家发展的内生动力和社会凝聚力。

  ——植根于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积淀了以和为贵、兼容并蓄、民本思想等深厚智慧，这些文化基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精神滋养和价值指引。不同于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文化的割裂式抛弃，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将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民本、和合等理念融入现代治理体系，形成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独特范式。这种植根于自身文化的现代化道路，不仅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认同感，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范式。全球南方国家拥有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通过更多挖掘和弘扬自身优秀文化，可以为现代化注入独特的价值内涵，避免文化断裂和身份迷失，从而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自身文明的生命力和文化的主体性。

  三、共同价值：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理念遵循

  当今世界，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同时，价值冲突、伦理困境甚至信仰危机等日益加深，成为众多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如何在多元文明并存的背景下，找到能够凝聚共识、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观，回应人类前途去向的终极命题，成为这个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

  2015𻂑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36825一重大概括，既是基于对当今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的准确把握，也是对人类几千年积淀的文明成果的科学总结，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凝聚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这一理念融合中华文明“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等传统智慧，以和平为基础，倡导通过对话与合作消弭冲突，构建和谐共处的关系；以发展为动力，强调通过共同努力实现社会繁荣；以公平和正义为要求，致力于消除社会不平等，实现“大同”；以民主和自由为准则，保障个体对社会的参与以及追求全面发展的权利。这些价值相互交织、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以人为本、均衡发展的理念框架。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特征是其普适性。它不以某一特定文化或意识形态为中心，而是立足于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寻求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最大公约数。在此前既有的公共思想产品中，以“普世价值”为名义、以个人主义为内核的西方价值观，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甚至还以极端化的表现“自证其伪”。全人类共同价值突破了个人主义价值体系的局限性，摈弃以特定意识形态价值“套用”一切主体的弊端，倡导能够契合各类主体基本需求、充分考虑各类主体历史经纬和时空条件的共同价值。这对全球南方国家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实现国家、社会与个体的价值统一。在一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个体往往面临与社会、国家之间的价值冲突，例如个人追求与集体利益的矛盾、社会发展与个体福祉的失衡等。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了国家、社会与个体之间的价值统一。它以和平与发展，提出国家层面的价值追求；以公平和正义，倡导社会层面的价值追求；以民主和自由，回应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国家的关系。这三个层面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例如，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政治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果，又切实推动了人的现代化，保障了人追求全面发展的最根本自由。

  ——奠定“和而不同”的共同价值基础。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国家和民族共同发展奠定了共同价值基础，为全人类的普遍交往确立了基本价值规范。这一理念主张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对话和相互学习，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融合。各国可以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从而丰富个体与社会的精神内涵；个体能够在跨文化交流中培养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包容的心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社会发展，从而为跨国家、跨文化、跨族群之间的和谐共生奠定价值基础。

  第三章 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理论特质与未来图景

  中国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是基于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普遍规律的提炼，是对全人类优秀思想的吸纳升华，是不断发展、持续创新的体系。科学、开放、进步，是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理论特质，必将为人类发展开启更加壮阔的未来图景。

  一、科学：基于实践的普遍规律总结

  中国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展现出扎根实践经验的理论特质。这种科学性并非单纯依赖抽象思辨，而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系统总结，体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

  ——底蕴深厚、严整周备的理论基础。中国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思想与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对客观规律的系统总结，而非零散的经验堆砌；以普遍性的科学取向超越意识形态取向，避免了某些既有思想产品的“单一标准”和泛意识形态化弊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例，既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二个结合”的理念，又吸纳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精华；既有对当前现实问题的关切回应，又有对未来世界愿景的擘画构想；既有顶层设计的理念引领，又有实践层面的蓝图规划，由此构筑了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

  ——融古汇今、深邃透彻的历史洞察。作为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古国，作为经历近代以来激荡历史的大国，中国提出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并非孤立生成，而是内嵌于历史进程与世界格局演变之中，既是对中国自身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升华，也是对全球历史发展趋势的深刻回应。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例，它不仅体现了中国对历史经验的传承，也回应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互联互通的需求；它从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的历史中，提炼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它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历史背景下，有力回应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谋求经济发展和推进现代化的迫切需求；它推动构建更加包容、更加平衡的全球发展体系，为国际社会提供了超越零和博弈思维、实现互利共赢的共同发展新范式，体现了中国思想产品深植全球演进、顺应历史潮流的洞察力与创造力。

  ——观照现实、引领未来的实践导向。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其对现实的解释力和对未来的指引力。中国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始终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原则，立足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和紧迫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思路，体现出鲜明的实践导向。例如，“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困境，推动国际社会回归“发展”这一核心议题，将“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等“六个坚持”作为指导原则，率先提出了减贫、粮食安全、发展筹资、气候变化与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重点合作领域，并结合各类国际平台与合作机制逐步落实。这一倡议不是抽象空谈，而是建立在对全球现实问题的深入观察与实证基础之上，是服务各国人民共同利益、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实践方略，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与前瞻意义。

  二、开放：汲取全人类的优秀智慧

  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以开放性为显著特质，面向全球广泛吸纳全人类的优秀智慧，形成具有全球视野的思想成果，推动思想对话与互学互鉴，并欢迎各国共同发展完善这一体系。正是这种开放特质，使得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能够摈除部分旧有思想产品的“对抗性”和“排他性”，成为推动全球合作的重要力量。未来，在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不断成熟发展的过程中，必将更多汲取各国思想精华，凝聚全球智慧，贡献更具国际性、包容性和实践性的思想产品。

  ——充分借鉴人类思想成果。中国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并不以自身经验为唯一标准，而是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既有思想产品中的优秀成果，并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如在全球发展倡议中，将落实联合�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优先目标，并持续加强倡议与这一议程的对接；在全球安全倡议中，将“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作为核心理念原则，并积极参与联合国关于制定“新和平纲领”的工作。在减贫、数字治理、非传统安全、气候变化和生态环保等诸多领域，中国均是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国情逐步探索实践，最终形成了既符合自身国情、又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产品。

  ——推动思想对话与互学互鉴。不同思想的交汇碰撞，能够启迪更多的智慧火花。中国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强调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推动思想对话，实现互学互鉴，全球文明倡议是这一理念的重要体现。这一倡议呼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基于这一倡议，中国积极推动各国之间的人文交流，搭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世界古典学大会、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等一系列平台，并将成立全球文明研究院，设立文明交流互鉴基金，邀请各方分享经验智慧、探讨全球议题。文明交流互鉴对于解决价值观维度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只有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入对话，才能消除彼此误解偏见，促进相互理解尊重，促成价值观层面的认同与包容，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携手各国共同发展完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发展、成熟与完善，离不开各个国家的共同参与。只有融合更多国家视角、契合更多国家需求，公共思想产品才能具有充分的普适性，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以开放姿态欢迎各国共同参与发展完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并未将自身定位为思想的唯一提供者，而是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鼓励各国贡献智慧。例如，在全球发展倡议提出后，中国发起成立“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目前成员已超�个国家。小组成员多次举行高级别会议，积极推进政策沟通、经验分享和务实合作，共同丰富倡议规划内容，细化倡议落实框架，小组成员还多次在联合国的重要场合作共同发言，展现对全球发展事业的共同担当和团结协作，增进国际社会对倡议合作的理解认同。

  三、进步：持恒致远的与时俱进

  中国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在实践中形成，也将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趋于完善，通过对全球形势的敏锐观察、对人类长远未来的持续思考以及对思想产品体系的深化升华，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生命力，为应对未来挑战提供持久的思想支持。

  ——对全球形势变化的敏锐观察。中国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以敏锐洞察全球形势变化为特质，展现出高度的适应性和前瞻性。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在提出之初，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重点领域。在实施过程中，随着全球议题变化与共建国家需求升级，绿色丝路、数字丝路等陆续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关键词。又如，针对近年来世界出现的地缘冲突、经贸霸凌、数字安全、科技伦理等新挑战，中国均通过理论创新，及时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展望未来，中国将继续以心忧天下的精神，保持对世界热点难点议题的关心关切，使中国的思想产品始终保持与时代同频共振。

  ——对人类长远未来的持续思考。中国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不仅关注当下问题，也致力于共同维护人类社会的长远未来。如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坚守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在个别大国“退群”的情况下，不因一时变化而动，坚持自身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阶段目标。这意味着中国将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的降幅。在可能对人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工智能、生物安全、太空等领域，中国将继续拓展思想产品的前瞻性布局，确保人工智能向善，维护生物安全底线，推动人类共同探索太空、和平利用太空，以人类社会长远需求为导向，使思想产品始终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沿。

  ——对思想产品体系的深化升华。思想引领实践，而实践又将不断推动思想的深化。中国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将不断实现深化、迭代与升华。例如，中国通�年减贫实践，成功񗒢亿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形成减贫相关公共思想产品。作为接续工作，中国已经启动了乡村振兴事业。随着这一事业的实施，中国将为国际社会提供从初步减贫到实现后续发展的重要经验。又如，中国计划�年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如果这一目标顺利实现，将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实�亿人口大国整体性地从发展中国家迈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届时，“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必将进一步丰富，理论体系必将进一步成熟，必将对包括全球南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产生更加深远的借鉴意义。

  结 语

  在这个剧烈变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国以深厚的文明底蕴、广阔的全球视野和鲜明的实践导向，积极回应时代呼唤，持续加大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供给，逐步构建起涵盖国际秩序、国家发展、人类价值等维度的思想产品体系。

  回望过去，攸关世界未来与人类福祉的全球公共思想产品，往往在重要历史节点应运而生、激荡人心、重塑格局。今天，人类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在此关键时刻，中国不是旁观者，而是坚定的贡献者与行动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是中国的自主选择，也是对世界发展的深度思考与责任担当。

  面向未来，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生命力，植根于其科学理性基础、包容开放格局、与时俱进能力，蕴含着破解当代全球性难题的潜力，指引着超越对抗、走向共赢的人类路径选择。

  世界之变，呼唤思想之新；时代之问，期待思想之答。为了全人类的未来，中国将继续与世界各国携手前行，以思想伟力激发实践伟力，共同建设属于我们的美好世界。

  编写说明与致谢

  《回应时代呼唤 解答世界之问——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供给与贡献》智库报告课题组由新华通讯社社长、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傅华任组长，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吕岩松任副组长，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任卫东任执行副组长。

  课题组成员包括刘刚、班玮、薛颖、刘华、李钧德、杨依军、孙奕、刘丽娜、郝薇薇、韩冰、黄尹甲子、蒋芳、张兴军、刘振坤、罗鑫、余贤红、袁军宝、萧海川、袁汝婷、袁月明、詹奕嘉、张建松、龙胜东、谭林茂、杨德龙、李桃、赵熠煊、梁洽闻。报告英文核校人员包括胡绿杰、朱绍斌、方栋、姜婷婷、张丹、王晨曦、周舟、呼涛、全晓书、荣娇娇。

  课题�年春启动以来，历时数月采访、调研、撰写、修改、审校完成。在报告写作和发布过程中，课题组先后采访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六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等单位专家，并征求了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商务部研究院、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所等单位相关研究学者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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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回应时代呼唤 解答世界之问——中国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供给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