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陳述內(nèi)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贅述文章結(jié)尾1941年3月的一天，蘭州街頭風沙正緊。王洛賓提著一個舊皮箱，風塵仆仆地走進了那條熟悉的小巷。他沒提前打招呼，也沒寄信。按理說，這種時候的突然回家，不該是驚喜嗎？

可門沒鎖，屋里的燈是亮的，餐桌上還放著剛吃過的飯菜。問題是，碗筷是兩副，煙味也不對，不是他那種葉子煙的味兒。他站在門口，還沒開口，屋里頭的人轉(zhuǎn)過身，語氣平靜得像在問鄰居借鹽?！澳憬裢碜∧膬?？”

王洛賓愣了幾秒，沒說話。那一刻，什么都明白了。說實話，他不是沒想過兩人之間出了問題。可親眼看到這一切，還是像被冷水潑了頭。

家已經(jīng)不是原來的樣子，連墻上的琴架都沒了。他轉(zhuǎn)身下樓，沒回頭。第二天，他回來取行李。她沒攔，也沒解釋。

他收拾得干干凈凈，走的時候連早飯都沒吃。短短幾天后，報紙上登了一則小廣告：“自即日起，與杜明遠女士解除婚姻關(guān)系，今后互不相關(guān)?！甭淇钍峭趼遒e本人。這事兒在當時并不算稀奇，戰(zhàn)時社會節(jié)奏快，婚姻變動也多。但誰也沒想到，這只是個開始。

兩周后，王洛賓在蘭州一家旅館被帶走。三個人，穿便衣，說是“接到舉報”，連個手續(xù)都沒打。他當時還以為是拍紀錄片那會兒出了什么差錯，也沒掙扎?？山酉聛淼膶徲嵶屗麖氐酌靼琢恕@不是誤會，是早就安排好的。

被指控的理由是“接觸可疑分子、傳播危險思想”。證據(jù)是一堆筆記和歌詞，還有幾封私人信件。甚至連他在青海湖邊跟誰喝過酒、唱過什么歌，都被一一列出。最讓他震驚的，是那份舉報材料的署名：徐則林。

這個人，正是他前妻杜明遠的“新朋友”。憲兵系統(tǒng)出身，手上有點權(quán)力，更有點背景。他不是單純的情敵，更像是個布了局的人。其實倒過來想也不難理解。

那時候的西北，不光是戰(zhàn)區(qū)，還是意識形態(tài)的前線。蘭州、西寧這些地方，表面是文化建設(shè)，背后卻有不少政治清算在悄悄進行。王洛賓是個音樂人，常年跑邊疆，接觸的多是民族群眾和左翼文藝青年。說白了，身份很敏感。

可他自己并沒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那幾年，他在青海、寧夏、甘肅一帶拍片、采風，收集了幾百首民間小調(diào)和歌詞。他關(guān)心的是旋律、民俗、語言，沒想過這些東西也能成為“證據(jù)”。他不是黨員，也沒參與什么政治組織。

但在那樣的政治氛圍里，不站隊就是問題，太自由的人最危險。于是他被關(guān)起來了。沒有判決、沒有庭審，就這么關(guān)了三年。地點是蘭州警備司的一個看押所，條件很差，地上潮濕，墻壁滲水。

審訊隨時開始，有時候大半夜被叫出去，有時候吃完飯就被拖走。每次問的都是那些問題，他回答了一遍又一遍。后來他干脆不說話了。那時候他還不到三十六歲，正是創(chuàng)作力最旺盛的時候。

他用面包紙寫歌詞，用磚頭刻節(jié)奏，用腳拍拍子，也哼給自己聽。他在里面寫過一首歌，名字叫《灰墻之歌》。歌詞沒有流傳下來，只知道他曾用這首歌撐過了最難的那段日子。外頭的人漸漸忘了他。

他的名字不出現(xiàn)在報紙上，也沒人再提他曾經(jīng)寫過《在那遙遠的地方》。說起來也是諷刺，他的婚姻結(jié)束得干脆，離婚公告只有幾行字；可這場政治清算卻拖了三年，最后連個明確說法都沒有。1944年春天，天氣剛暖，換了個看守。那天早上，他收到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明日出獄?！?img src="http://p9.qhimg.com/t11508c75c818df4916987284fa.jpg"/>

就這么一句話，像是通知一個租戶退房。第二天，他被放出來。沒人解釋原因，也沒人道歉。只說“經(jīng)查無實證”，可以走了。

他沒回蘭州，直接去了西寧。那里還有他留下的一只錄音機和幾本沒完成的譜子。他住在青海湖邊一間舊屋里，繼續(xù)采風，重新開始。他說得少了，寫得多了，也更小心了。

每一首曲子都備份，每段歌詞都藏好。三年之后，他寫下了《達坂城的姑娘》《瑪依拉》《青春舞曲》。這些歌流傳得很快，在西北唱開了，后來傳到內(nèi)地，再后來成了中國民歌史上的經(jīng)典。但那件事，他從不再提。

有一次采訪，有人問他怎么想到寫《青春舞曲》，他笑了笑，只說：“很多歌，都是命里來的?！睆哪且院?，再也沒人聽他說起“杜明遠”這個名字。參考資料：張新穎，《王洛賓傳》，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李輝，《西部歌王王洛賓》，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甘肅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西北文藝史料選編》，1996年。